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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遥祭父亲
2018-06-21 15:56 来源:多彩贵州网 作者:文/高尚原 编辑:赵梁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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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记:我们常常以工作繁忙、生存艰辛为借口,不愿主动去陪同两地分居的父母说说话,谈谈心,一旦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又假惺惺感叹“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今后在另一个世界的道德法庭上,即使我们不被判决有罪,也会被认定有愧。

  去年5月,八十四岁的父亲走了,这是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没有预料到的,住院治疗刚回家不久突发脑血栓,几天后溘然长逝。

  父亲最后一次住院是在去世前的两个月,住的是之前的同一家医院(县城为数不多三甲医院之一),离我在城里的住处不远。诊断的结果还是肺心病,且比上一次严重,尤其双脚肿的厉害,医生怀疑是血栓阻塞了,整个病情十分凶险,医生一边检查和配药,一边下了病危通知书。

  父亲年轻时候的身体非常棒。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刚成年的他参军入伍,被分配在县公安局当通讯员,有一次到“海南岛”(原城郊结合部,现为城中心休闲公园)送信时,不慎摔下十多米高的桥下,头部和腰部严重受伤。据五叔说,当时去看望的时候,伤情极不乐观,能否活下来是未知数。父亲最后还是脱离危险痊愈出院。除医生的高明医术外,与他自小在贫困、恶劣的生存环境里磨砺出来的、坚强的身体素质有关。

  从青年时代到进入古稀之年,父亲的身体基本没有出现什么大碍,只是长期的田地耕作和持家操劳让他日渐佝偻。七十岁以后,病魔缠上了他。支气管发炎、肺部感染、心慌气短、腰部长时间疼痛等症状接踵而来,且一次比一次严重,病历上曾经出现了“肺癌”字样。

  我从乡镇调入城里工作的第四年,也就是2013年冬天,父亲亦因感冒导致呼吸困难由家人从二十公里外的农村老家送入这家医院。当晚输液的过程中我发现他眼神渐淡,意识迷糊,小便失禁(把我的棉衣都打湿了)。急忙中叫来医生,医生现场建议:病人出现生命危险,只有送进医院的重症室才有转危为安的可能。同时说明,进重症室有活的希望,也有失去生命的悲情。在老家,流行着一种民族习俗:老人离世落气时应在自己的家中,客死异乡被视为不吉利。来不及与家中的其他亲人商议,我与弟弟决定将父亲送到重症室抢救。

  重症室对外是封闭的,一切皆由医生在掌控,病人家属不能随意进入探视(每天下午允许短时间探视),是死是活只有等候通知。将近一周的时间我都在极度的惶恐中度过,不是担忧每天七千来元的医护费,而是害怕出现意外将如何向家中亲人交待。

  记得第二天下午我去探视时,看到父亲躺在病床上,嘴里插满管子,两只痛苦无助的眼睛望着我,似乎在发出求救:“我要回家,带我回家吧!”

  医生告诉我,病人(指父亲)被抢救过来了,但还没脱离危险期。以后的每天,父亲的病症都有明显的好转,总算既惊又险过了“鬼门关”。近一周后,父亲从重症室转到了普通病房,身体逐渐康复,并随后出院回老家正常生活三年多。

  期间有几次父亲旧病复发再入院,总是先重症监护室治疗观察约一周,后移至普通病房继续诊治,持续时间一般十天左右。弟弟忙里忙外非常辛苦,加上兼顾村支部的工作,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我在单位负责内部管理,事务琐碎、繁杂,请假的时间也不宜过长,好在妹妹以及外甥们居住不是很远,大家相互配合,相互支持,让住院的父亲从来没有孤单。

  父亲的这次入院治疗与上次不同的是,医生来自心血管内科而非上次的呼吸内科,直接原因是心脏病变引发双脚肿胀不能行走。

  一番复杂的住院手续办理完毕,傍晚五时左右开始输液进药。期间医生专门找我们谈话叮嘱,说是病人的状况不容乐观,过程中有可能因为一口痰或者一个并发症就会在不知不觉中离开(去世),再三交待我们在陪护期间注意观察病人的变化。

  夜幕慢慢落下,同病房的病友们在亲人的呵护下分别吃了晚餐。我细细观察了一下,整个病房共有六张床位,六位病人中五男一女,年龄都在七十岁以上,其中和父亲一样超过八十岁的有四位。父亲的神志还是清醒的,只是暂不想进食,他老是说“不想吃,吃不下”,我们也只好在旁边观察他的病情变化。

  夜渐渐深了,病友们相继进入了梦乡,父亲的输液还在进行。找了张木椅坐在病床旁,看着八十多岁的父亲仰躺在病床上,张大嘴巴费力呼吸,不时还咬着牙齿呈现极端痛苦状,蜷曲的干瘦的身躯微微痉挛、颤抖,似乎在与死神抗争。我爱莫能助,只有默默祈祷。

  这样凝望父亲在病重中的抗争我也不是第一次,但这次的思绪格外万千。说实话,父亲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是很模糊的,因为我出生后一直随同在公社当卫生员的母亲一同生活,据说还被送到外婆家寄居了很长一段时间。

  隐约记得3、4岁左右的时候,母亲带着我去老家山脚下一个叫冲底下的自留地里劳作,期间父亲从相距不远的小路经过,母亲告诉我,父亲去县城里上班了。长大后我才知道,当时父亲在县消防大队上班,来家探亲都要靠步行5个来小时的崎岖小路才抵达,返回时亦然。这就是我在幼年期间对父亲最深刻的印象。

  “我要解小手”,父亲的声音微弱但神志清醒,打断了我的沉思。在用便壶帮助父亲小便的过程中,我发现他已出现失禁现象,尿液把裤子都打湿了,甚至浸透到了床单上。随着输液量的增加和持久,父亲的小便次数越来越多,越来越急迫,有好几次还喷倒了我的衣裤上。由于输液期间身上插有各种管子,我无法给他换衣服,只好将事先买来的纸尿布垫在床上,暂时缓解尿液的漫延,减少因此带来的寒意入侵,避免雪上加霜。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位于家门口田坝中间的小学校读书,能够帮母亲带两个幼小的妹妹了。这一年,父亲回乡务农了,据说是因为我们姊妹多,年纪小,只有母亲一个人挣工分,养活我们太艰难,他才离职回家的。没多久,父亲当上了生产大队的民兵连长,那时他还不到50岁,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淳朴、勤奋、坦荡、直率,集体出工从不迟到,干农活不爱惜体力,挑粪两百来斤还开玩笑说“不过瘾。”寨子的老人们经常在背后指指点点:“下坎(我家的位置)二大爷(父亲在同辈中排行第二)勤快得很,农闲就去砍柴,房前屋后都堆满了柴火。”

  父亲唯一不让我们兄弟姊妹喜欢的是好喝酒,且酒后性格暴躁,动不动就骂人,尤其经常与母亲争吵,久而久之搞得一家人不和谐。

  那时的农村生活非常清苦,偏远山村的物质供应更是一票难求,有钱难买,何况普通人家的经济来源靠挣工分分红,大多入不敷出,一年中能吃几次肉亦是“中农”以上水平。重体力劳动消耗大量的体能,营养跟不上,村民就用酒来舒筋活血,解除疲乏。酒是用生产队分的玉米或红薯自家酿制的,俗称“水酒”,度数不高,喝多了头痛,因为甲醇含量过高。

  父亲喝酒多半用晒干的玉米籽炒熟作下酒菜。炒玉米籽讲究技巧,一般是先把柴火引燃,然后将放入铁锅的玉米籽不停翻搅,待皮黄内热滴入少许猪油使其发胀甚至爆开,洒进食盐拌匀即可食用。可对我来讲是件卖力不讨好的事,每次不是炒“糊”(外如焦炭内不熟),就是火候不到,吃起来硬邦邦的,因而挨打受骂成了家常便饭。有一次,我又是炒玉米籽,又是忙其它家务,导致铁锅烧红、玉米籽冒烟起火。收工回家、既累又饿的父亲见状气不打一处来,不问青红皂白将我小揍一顿。我哭着跑出家门,躲在村口的生产队粮仓木板下,委屈地渴望有人来安慰。静静的夜渐深,四周黑黢黢的,草丛中不时传来动物活动发出的声响,远处传说中的“鬼火”(乱坟堆自燃的磷火)一闪一闪的,恐惧和饥饿让我蜷缩身子不敢出声,最后竟然睡着了。

  “找着啦!找着啦”,一阵喊声把我惊醒,原来母亲在家等待很久不见回去,邀约族下的几位家人打着火把四处搜寻一个多小时才发现我的藏身之处。说来奇怪,从那次夜宿以后,我对黑夜不那么害怕了,性格也坚强起来。

  输液仍在继续,父亲好像进入了昏睡状态,但不时还发出一阵阵的闷哼。弟弟早已靠在椅子上发出了轻微鼾声,他太累了,天亮后还要赶回去处理村上的事务。基层工作没有固定休息时间啊!我拿着夜壶去倒尿液,医院走廊静悄悄的,又想起了那个孤身野外的夜晚,好在有明亮的电灯且置身于室内。站在医院走廊旁的窗口向外凝视,白天喧嚣的城市除了偶尔响起过往汽车的马达声外,路灯下的街道静寂得有些令人发颤。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的严格要求和宽容忍耐是相互并存的。自小学四年级我就喜欢看小说,尤对四大名著爱不释手。家里没这些书,也缺买书的钱,但个别亲戚家有。每逢寒、暑假,我就去亲戚那里借,可对方有条件,必须在开学前归还,且保证不弄脏、不损坏、不丢失。毕竟那时候的书是普通农家重要的精神食粮,宝贵着呢!

  为了如期看完借来的书籍,卧床夜读成了我欲罢不能的“坏习惯”(一直坚持了二十多年)。当时我所居住的边远山村没有电灯,除部分人家有能力使用“煤油灯”外,大多数农户以点“油柴”作灯为主。所谓“油柴”,就是将山上松毛树上结成疙瘩的那截树枝(多为圆球状,松毛油聚集较多)砍下、剖开,晒干后保存起来的柴火。晚上一片漆黑以后,就把“油柴”放在用木头和铁丝(板)加工成的灯架上,有的直接放在瓦片里,点燃后发出的火光可以照明。这种“灯”光十分暗淡,同一屋子相距较远的两个人几乎不能相互看清楚。当时在村里传着这样一则笑话,某家的一位待嫁姑娘长得漂亮,媒人晚上将男孩带到家里相亲时,她在昏暗的“油柴灯”下只看到对方身材高大,就默许了这门亲事。后来互相走访时才发现男孩脸上满是“麻点”,且有一只眼睛还是“斜”的,于是大吵大哭闹“退婚”。最终还是多退了男方家一笔“彩礼”钱才结束这段短暂的缘分。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经常点着“油柴灯”在床上如饥似渴地阅读。记得有一次,我突然被一阵吼声惊醒,看到父亲站在床前,一边骂着我,一边用脚踩着落在木楼板上、亮着火星的“油柴”。原来我在看书时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放在瓦片里未燃尽的“油柴”掉落在木楼板上,正巧父亲夜里拿着点燃的“葵花杆”(用来照明的工具)到楼上检查是否有老鼠偷吃谷仓里的大米,才及时发现险情,避免了一场可能殃及我生命的大祸。我永远感激父亲,他给了我生命,又救了我的生命。

  父亲的性格有时候还鲁莽且带着些愚昧。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春节,按照老家的习俗,除夕夜要开“财门”,放大炮仗迎“财神”。家里的经济条件当时不宽裕,炮仗钱未能进入家庭“预算”,父亲不知从哪弄来雷管和导火索,就在家门口“鼓捣”,那天晚上三声巨大震响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想起来依然后怕。

  无论如何我永远感谢父亲,他不仅给予我生命,养育我长大,还阴差阳错促使我走出大山,有了今天这份老家同龄人羡慕和嫉妒的“饭碗”。

  初中毕业那年我才十五岁,中考成绩虽然高出录取分数线许多,但方方面面可知或不可知的原因进不了继续深造学校的大门,高中又读不起。本来父亲已为我的未来描绘好“蓝图”:先学会干农活,满十八岁后娶妻续“香火”,然后像祖祖辈辈延续的“活法”周而复始。反正大山深处的田地足够养活一拨又一拨的后来人,只要不懒不惰就行。可我实在不甘心,走出大山、融入外界是我“蓄谋已久”的愿望。

  意识形态各异,使我和父亲的交流出现“阻碍”,感情的“缝隙”愈来愈宽,加上自小耳闻目睹父亲酗酒吵架、童年时代感受的温暖太少和“读书改变命运”的美梦破灭,叛逆心理反应十分强烈,与父亲的争执和对抗次数愈来愈多,隔阂越来越深。当上代课教师后,索性好久都不回一次家,信马由缰自行其是。

  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我和父亲进入“冷战”状态,双方很少语言沟通,心灵的碰撞更是少之又少。但是,父亲的优点和有道理的“唠叨”还是浸在我的骨子里。比如父亲的“出去要做好人,不能干坏事,变坏了就不准回家!”、“人不能太懒,太懒不成器,会被人看不起。”“多做善事,多修阴功,多积大德。”、“要有骨气,挺胸抬头做人。”“品德是做人的根,礼貌是为人的本”等等,对我的影响尤为深刻。独自“漂泊”的3000多个日月轮转,无论遇到多少“沟沟坎坎”,还是摔的“鼻青脸肿、头破血流”,我都没有忘记“初心”,没有“出格乱来”,没有“腐烂变质”,还延续了父亲的“正能量”:正直、执着,朴实、实在,勤奋、敢拼。

  结束代课生涯考入师范学校后,我反思了很多很多,对父亲有了重新的认识和理解:为家庭牺牲的矛盾是他性格发生变化的重大因素,盼家庭致富的焦虑是他借酒浇愁的外因积累,望子女成才的急迫是他与母亲置气的“心魔”所致。

  了解促进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首先从心里接纳父亲,而后利用周末回家靠近父亲,相处时转变态度亲近父亲,慢慢地,“心结”在慢慢解开,父子之间长时间凝结的心灵坚冰在渐渐融化。读书期间的生活非常清苦,学校发的那点饭票实在填不饱肚子,每天只吃一餐或两餐的情况成为常态,有时太饿了就请假在寝室睡觉,免得在教室里难熬,听课也不安心。但不管怎样,我都坚持没有向家中伸手,也没有向父母倾诉,因为我深知,家里的经济负担也不轻,尤其愧疚的是十多年来没有尽到长子,长兄的责任,还带去了不少幼稚无知引发的伤害。每年的寒暑假,除了找事做挣点开学后的生活费外,我曾试图利用回家的机会与父亲沟通,但始终没有如愿,主要原因还是在我缺乏勇气,缺乏孝道应尽的责任。

  天亮了,父亲的病情看不见好转的迹象,医生来往了好几次,又是抽血、取尿样,又是量血压、测心率,除了交待“继续输液,注意观察”,就没有其他的结论用语。“来医院就听医生的!”我们作为家属理解这个规矩,只是父亲一直在输液,无法为他换被尿液浸湿的衣裤和床单。

  弟弟回家了,我强忍一夜未眠的睡意,继续坐在病床前陪护父亲再次经历生与死的较量。

  思绪回到了师范毕业后我的工作变化。本来打算此生在小学教室的“三尺讲台”上度过,没想到遇到很多“好心人”,被调到当地的乡政府从事行政工作。与家人的聚少离多竟然延续了十多个春秋,乡镇的繁忙和另外成家后的窘迫让孝心打了“折扣”,“没时间”成为假惺惺的借口。真正和父亲近距离交流是儿子出生满月的那次从乡下到城里的探望,晚饭后我陪伴他在县城的休闲场所---文峰公园散步,向他介绍老城的变化,还回忆了五十多年前那次在南沙洲送信摔下桥的情景。走累了的我们坐在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文峰塔”下的石坎上,拉着他粗糙、已经没有多少热度的手,看着他沧桑脸庞刻着的、道道深壑般的皱纹,我已控制不住内心的悲喜交集,任凭泪水盈满眼眶。好在光线不怎么好,父亲也许没发现我情绪的变化,强烈的负罪感是我那天晚上最真实的写照。

  文峰塔周围的游人很多,但与我们有一定的距离,我决心与父亲“促膝长谈”,弥补三十多年的误解和隔阂。从当初的逆反到在外孤立无助遭受的重重磨难,从考进中师到如今在乡镇任职,似乎要把三十多年的委屈、期盼、内疚、思念毫不保留地倾诉、表达。哪时候回家我至今也记不清楚,只记得泪流了,释然了,轻松了,欣慰了。

  临结束时我深情地对父亲轻轻说:“以前我太年幼无知了,请您原谅!”

  “我没有文化,以前说的那些话你不要计较。”父亲的回答令我无地自容,真想大声告诉他:不称职、不合格的儿子罪孽深重,此生不能弥补啊。

  这一天晚上,是生我养我的父亲与我第一次发自肺腑的谈心沟通,也是最后一次酣畅淋漓的父子对话。

  出生在旧中国时代的父亲没有读过书,童年、少年都是在极端艰难的生存环境中度过。新中国成立初期,已是青年的父亲怀着激情报名参军,在县城里消防队服役。转业后相继在县公安局、县内燃机厂工作,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被精减回家务农。

  在消防队及后来的工作中,父亲才开始学习文化并达到了相当于初小的水平。回到家中务农的父亲由于辛勤劳作、养育子女的奔波,很少有时间读书看报,但关心国家大事的热情没有改变且形成了习惯。他专门买了一个靠电池供电的收音机,每天的晚饭至睡觉前这段时间几乎都要收听新闻。

  随着年龄的增大和长期劳累的折磨,父亲的身体日渐衰弱,不能再参加重体力劳动。可闲不住的父亲依然坚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休息时就戴着老花眼镜看报刊。

  前几年我从乡镇调到县城工作后,经常在回家看望父母时把单位里阅过不用的报刊、杂志带回去,父亲拿到后非常高兴:“老了就想看看报纸,了解一下国家的变化。”前年春节前,父亲让我买一本关于国家行政区划介绍的书,他想知道全国现在有多少个省(市、区)?每个省(市、区)和以前相比有哪些变化?我当时在县城里的所有书店都找了一遍,竟然没有买到,内心的内疚让我回老家时不敢在父亲面前提起此事。直至春节后我在一家超市购物时,偶然从卖文具类的柜台里看到了介绍各省(市、区)旅游概况的书正好与父亲所需的内容相似,才如释重负满足了父亲的心愿。

  记得2012年10月,党的“十八大”在北京召开,我收集了部分报纸,在周末时给父亲送去,让他及时了解这次举世瞩目的盛会情况。父亲当时很激动,他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我们家以前很苦,住在深山老林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家的今天!不能忘本啊。”他不是党员,但他对党的感情深达灵魂。

  “喝水。”中午左右,父亲发出了轻微的声音,我喜出望外,急忙找来碗和小汤勺,将温开水悠悠送进他的嘴里。

  下午过后,父亲的神智逐渐清醒,能喝少量的纯牛奶了。晚上九点左右,输液结束,我接了热水,围上医院专门安装的遮帘,为父亲擦洗身子和换衣服、床单。脱下裤子时,他觉得难为情,我笑着轻轻对他说,没关系,有东西挡着,别人看不见。

  父亲的身子单瘦很厉害,比前几次见到的有较大差别,皮肤的弹性截然不同,尤其是双脚肿的与寻常有异,我隐约感到,“油尽灯枯”的自然规律在父亲身上降临了。一阵心酸袭来,我连忙控制喷薄欲出的悲伤,这个时候不能放纵情绪,影响病人康复。

  深夜,父亲完全清醒,但无力翻动身子,长时间输液后排尿次数增多。有时因为太困我眯了眼,他就叫我在椅子休息一下,解手时再喊我。童年时渴望的关爱虽然来得迟一些,但出自重病的老父亲心里,我的心头暖烘烘的。连续三天四晚,我都睁眼守护在父亲身边,因为我深知,陪伴的机会和时间越来越少了。

  家中的亲人陆续前来探望,我腾出时间休息,父亲已转到普通病房,状况又朝良好的方向转变。但出院时,我发现父亲的精神不振,倦容明显。

  离开医院回老家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我几乎周末都去看望父亲。除行走需拐杖辅助外,他的生活起居基本能够自理。

  我已被单位安排去省外参加培训。临出发的头天上午,突然接到电话,说父亲病危。急忙请假并乘车回老家,看到的情景令我伤悲不已。原来早上起床后,他在活动时摔倒昏厥,请来的医生检查告知为“脑血栓引发”,表示爱莫能助,咨询城里医院的专家说是“年老体衰,抢救成功的希望渺茫。”几天后,父亲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们将父亲葬在离老家不远的,一个名叫老猴田的山坡上,墓前能看到祖母的埋骨之嶺,墓后是祖父的长眠之地。同时,我们也完成了他生前的两个愿望,一是用年轻当兵时英俊照片作遗像,二是打一座刻着狮子的墓碑。

  父亲走了,几个月来我的脑海里时常出现他的映像,愧疚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在解剖我幼时不明事理、成人不遵孝道的灵魂。

  我们常常以工作繁忙、生存艰辛为借口,不愿主动去陪同两地分居的父母说说话,谈谈心,一旦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又假惺惺感叹“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今后在另一个世界的道德法庭上,即使我们不被判决有罪,也会被认定有愧。

  写下上面的这段话,是我对刚刚去世的父亲的真诚忏悔。亏欠他的,这辈子是无法偿还了,只待不久的将来,我们再度重逢在另一个世界,一定会当面向他表白。

  人生在世,不论你从事何种职业,不论你的职位多高、地位多重,不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对父母的尽孝、对家庭的责任必不可少,否则覆水难收、寝食难安。

  思来想去,趁父亲的坟头草未长满、土未生苔,谨以此文遥祭。愿父亲在九泉之下安息!

  2018年元月于都匀匀东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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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栏目由多彩贵州网黔南站·夜郎文学杂志社共同主办

作者:文/高尚原 编辑:赵梁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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